乡试同年，吴老弟若是不弃，便称我一声世叔也罢。”杨嗣昌笑眯眯地说道。

“唯世叔之言是从。”吴为笑道，他也乐得与杨嗣昌拉近关系。

三人一路说笑着走入驿站，自有吴为亲卫上前将杨嗣昌的随从轿夫人等引至一旁歇息安顿。

若仅止吴、李二人对杨鹤有恩，杨嗣昌也不至如此热络，让他动心的还是杨鹤在书信中提到吴为在安塞施行的诸般措置，富民、强兵、发展商旅，件件行事皆是不凡，无一不是搔到了他的痒处，都是他想为又不知如何着手之事，如今正主来了，如何能不一一备细询之。

杨嗣昌志向甚高，见识也颇不凡，更有在各地任职的经历。这些年来，大明天灾人祸频仍，国势日蹙，都落在了他的眼里，心急如焚之余，他也作了不少尝试。

右参政之职本就兼管兵事，他也想法设法筹集粮饷，编练了一支两千余人的团练兵，日日操练不辍，开封左近的盗匪绝迹，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。

再加上开封的周王也是一位开明宗室，对佃户盘剥较轻，也使得省城开封附近竟成了河南境内的一片净土。

但杨嗣昌毕竟是河南右参政，不是开封府尹，河南其他地方民不聊生之状他也清楚得很，只是无钱无粮，更有一些事情是他无能为力的，只得徒呼奈何。

让杨嗣昌也无能为力的原因自然是有人地位比他更高，而且高得多得多，那便是河南各地的藩王。

大明在河南一省就分封了七个藩王，除了周王较为开明之外，其他几位藩王无一不是贪得无厌之辈。

其中最著名的福王乃是神宗之子，深受父皇宠爱，一人就分封了两万顷藩田，而且都是膏腴之地，明朝立国已有二百余年，哪里还有多余的田地封给他，于是地方官府强取豪夺，将小民之田胡乱圈占纳为藩田，造成大批自耕农破产，颠沛流离，转相为盗。

就这样犹自不足，甚至还要让本省及周边湖广、四川等省加征租税钱粮以补上藩田不足部分的损失，更是给这样本来较富庶的地方也造成了沉重的负担。

问题最严重的时候，有户部官员禀报皇帝说，河南全省税赋都不够支付宗室俸禄的！

纵然知晓这种种弊端，可国朝制度如此，身为士大夫一员，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的杨嗣昌又有什么法子？

他也只能中夜披衣而起，绕室逡巡，忧心如焚而已！

可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杨鹤给他的书信中将情况说得极是明白，安塞灾情更严重，田土更贫瘠，流寇之乱更是比河南严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