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自己的同龄人、特别是青年军人们对立。在一代人的身上，日本就分裂成了两个部分：一个是西洋的、城市的、中产阶级的和代议政治的，另一个则是东方的、村社的、赤贫农夫和天皇制度的。

与青年军人们相比，他们优越、富有学识、饱受社会青睐。以他们为载体，现代政党掀起了一bō又一bō的宪政运动。所谓“大正民主时期”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产物。然而，这种代议制是如此可笑、如此浮光掠影，一如他们与日本社会的关系：从原敬内阁、高桥内阁到加藤内阁，日本的政党政治始终笼罩在古老传统的yīn影下;几乎可以说，它不过是老人们特别是西园寺公望元老的恩赐。以几任首相为例，他们大多出身军人，只是在需要政党支持时，他们才加入了政友会或者宪政会。

所有这一切，都让青年们无比“烦闷”、始终烦闷。在他们的烦闷中，一个对抗的、分崩离析的日本出现了：尊王和攘夷、复古和维新、锁国与开国、保存国粹还是文明开化，乃至代议制还是军国化、战争还是和平一．旧的“明治精神”已经死去，新的大正信仰未诞生。这个分裂的、碎片化的观念世界，正是关东大地震的表情来源。

正如1923年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顶峰、也是它的尾声那样，1923年，日本站立在时代的夹缝处。

而在这个时候，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王恒岳也决定要给日本再烧上一把“火”了！！。